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已经40多年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能仅仅停留在所取得各项具体成就的事实判断层面，而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高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三个维度：其一，历史维度，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性；其二，实践维度，即追求人民幸福价值目标的坚定性和不断改革创新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合理性；其三，世界维度，即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和为世界谋大同相统一的道义性。

一、历史维度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一论断，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提供了历史维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同中国社会发展的结合中得到充分体现，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搞的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模板的简单套用和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16、17世纪在资本主义刚刚来到人世间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对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商品交换、实现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制度”，作了“空想的描写”。18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则设想以法律形式来规定上述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上述理想和法律规定，只是基于道德原则、人道原则和改良原则，而没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看不见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更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因而只能是“空想”。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并不在于它比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体系的具体特征构想得更完整，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更深刻，即如马克思所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三个方面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而成为“科学”：其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其二，从这一社会结构中，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人类解放的先行者；其三，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揭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基于上述的科学性，规定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即“自由人的联合体”；预测了其基本特征，即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制，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上层建筑上“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并且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强调了物质基础，即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超过资本主义；展现了发展阶段，即“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等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只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作过一些“最一般的暗示”，而并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而这些“最一般的暗示”的实现，也需要结合各国各民族发展的实际和时代的变化，由未来的实践发展去回答。这些思想，同样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而避免它成为僵化的教条。

蕴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的上述科学性，使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了必要性，又具有了可能性。

科学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的论证，是基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具有特殊性。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中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的差别，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运用到中国，需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而不能完全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然而，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科学社会主义在揭示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最终灭亡的规律时，所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同时，因为欧洲资本主义通过它对外扩张所构造的“世界市场”，把它内在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向了整个世界，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普遍性。而资本主义在把它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被堵死了。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就具有了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可能性。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具体统一，既体现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上。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独立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中，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价值目标上“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思想。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更没有成为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杜绝了成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危险，避免了因“颜色革命”而让国家陷于长期动荡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从而保障了国家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的总体稳定。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也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因为它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以开辟的，从而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等等。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成功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逻辑：首先，中国共产党具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其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绝对固化，这成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再次，“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原有体制的弊端。

这样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起来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其具有科学性，因而是好的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从改革开放前的年人均GDP180美元跃迁到近10000美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前提条件，正是开辟并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那样：“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实践维度的合理性：追求人民幸福价值目标的坚定性和不断改革开放的灵活性相统一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从实践维度看，它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目标就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它能够依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改革，不断调整具体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总结过去“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就是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正如习近平所评价的那样：“邓小平同志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心中想着的就是最广大人民。”为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20世纪80年代经济总量翻一番，达到人均400美元（国际通行的“温饱线”），9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人均800~1000美元（中国标准的“小康”），21世纪30~50年代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提出时的标准），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先易后难，从市场运行机制入手，逐步逼出体制的改革，以完善基本制度；从经济体制入手，推进到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从抓经济建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等等。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通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落脚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在经济改革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并把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政治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等等。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也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在具体发展战略上，提出了在21世纪前10年经济总量就实现了翻两番的基础上，第二个1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据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任务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蕴涵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他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把“中国梦”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主线（或奋斗目标、总任务）。因为中国梦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有机统一在一起，可以让每个中国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从而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最大的社会共识。而“中国梦”的实现，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更高阶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大判断。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所以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是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要日益广泛，即“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为此，习近平根据中国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飞跃的实践，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基于改革进程中“好吃的肉都吃得差不多了，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的现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等等。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以来，我们已经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对此有充分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正处在向“强起来”飞跃的过程中。这一道路始终坚持了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目标，又通过不断改革开放而灵活调整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两者相统一的合理性，使在这一进程中所展开的理论、制度和文化，具有了独特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于和平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完善，使之成为鲜活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决策层面高效率和组织动员能力强的优势，又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制度而增强了社会活力，从而保持了制度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继承了革命文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而成为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在这一实践中所展开的理论、制度和文化经过了阶段性的实践检验，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借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而没有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没有成为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从而逐步体现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优势，而使我们能够在面对今后新的困难和挑战中，以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三、世界维度的道义性：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活力和为世界谋大同做贡献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不仅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它没有走传统大国“逢强必霸”的老路，而是为世界谋大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而在世界上具有道义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强调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准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时空环境而选择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其实质，在于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摈弃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而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当代开放世界的视野，走出了一条通过社会主义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为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或类似，而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不能解决南北之间的尖锐矛盾，反而使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上，中国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贫困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无可比拟的贡献。中国把自己的发展同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把世界发展的机遇变成中国的机遇，而且把中国发展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确保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繁荣，这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贡献，否则，中国就可能发生动乱甚至内战，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同时，中国在世界上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中国始终坚持既不干涉他国内政，又尽力主持公道，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区域利益共同体的倡议，提升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一倡议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从而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义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中产生的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其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惨重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都起源于西方制度的诞生地欧洲和发扬地北美。自2008年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受到了广泛质疑。不少输入西方模式的国家，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社会矛盾，反而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和社会政治动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国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案，使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加，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以发展人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从事实判断上看，是因为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对这一成功作理论思维的深究，则可以看到，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性，体现了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目标的坚定性和通过不断改革开放调整路线图时间表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合理性，体现了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和为世界谋大同做贡献相统一的道义性。